【编者按】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逝世,享年95岁。克日汹涌新闻·私人历史特邀一组追忆文章,以念斯人。

章开沅先生逝世后,连日来心情一直十分悲痛,看到那么多真挚的眷念文字,无数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作为章先生的授业学生之一,并有幸在业师直接关爱下一起事情近40年,受益良多,自然也很想写一点自己的感受,但似乎又不知从何下笔。章先生被称为“永远的桂子山之子”,今天是先生的“头七”,依习俗谨以这篇悼念文字迎接先生返家。

章开沅先生

一、“章门学生”意料之外的噩耗

章先生的去世不仅使我们陷于悲痛之中,同时也使我们留下了莫大的遗憾。自去年12月尾章先生与师母一起入住泰康之家·楚园,就一直没能再相见。入住楚园前,章先生曾于家中不幸跌坐地上,在师母辅助下也无法站立,住统一单元的罗福惠师兄急遽前往将章师扶起。那时似乎感受无大影响,但随后几日不适加剧,直至不能行动,遂送医院住院治疗。经医治后虽有好转,但身体状态仍大不如前。为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摔倒情形,经与学校协商住进了各方面条件都对照好的泰康之家·楚园。

虽已年过九旬,但在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感受章先生身体状态仍较好,险些天天都在研究所能够相见。但数月居家隔离的生涯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显著,疫情事后,再见到章先生时已是拄着手杖,不仅相貌与以前相比苍老了许多,而且行动也十分缓慢,心中难免略有悲痛之感。幸亏厥后听说章先生住进楚园之后,身体逐渐恢复,才稍宽心。由于各地疫情不停有频频,楚园为严酷防控,前往探望有诸多限制,必须事先经由批准。思量到我们就在武汉,随时可以申请探望,应该让外地来的师友先行前往。在章先生去世前几天,来自贵阳的冯祖贻先生与夫人探望了章先生,陪同前往的马敏兄还说章先生身体状态尚好。稍后,福惠兄对我说我们也应该去探望一下章先生,我自然示意赞成,并请福惠兄尽快联系。5月27日,章先生助理刘莉给我打电话,见告已定28日下昼去探望章先生,14点50分从学校搭车出发。想到很快就能再见到尊重的章先生,心中不无期待。

万没想到的是,28日上午8点30分左右接到电话,说章先生的心脏住手了跳动,永远脱离了我们,听了简直不敢信托。稍后得知,章先生是在平静中逝世的,并没有遭受若干痛苦的折磨,也没有牵连家人和学生陪床照顾。他对医院的太过检查和太过治疗也十分反感,在两三年前就曾对我们说过,“宁愿安乐死,不做植物人”,也不愿在弥留之际做无谓的切管抢救。章师以寿终正寝的方式驾鹤西去,可谓修行抵家,但所有“章门学生”以及为数众多的再传学生却毫无头脑准备,听到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久久不愿信托。

章先生逝世后,学校高度重视,迅速确立治丧委员会,商媾和放置相关事项,但在当天下昼才发讣告。整个上午,史学界甚至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不停接到来自四周八方同伙的电话或微信询问,深表悼念。当天中午,我们研究所同仁用微信确立了一个追思群,迅速到达500人上限而无法再入群,许多未入群同伙深感遗憾,遂再建第二个追思群,当天也到达500人上限,越日又建第三个追思群。各界人士在追思群里表达哀思,请我们代送花圈花篮,撰写挽联和追忆文字,情深意切,十分感人。学校也专门设立了沉痛悼念章开沅先生专题网。30日上午举行的遗体告辞仪式,庄重肃穆,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章开沅先生”,右联为“读金陵赴中原情系桂子山道义传百代”,左联为“写辛亥评张謇史随长江水文心着千秋”,加入告辞仪式的各界人士多达近千人。所有这些,都充实体现了章先生所受到的尊重与恋慕。

二、恩师指引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稍稍镇静下来之后,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深感章先生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引路人。“文革”竣事后恢复高考,我幸运地考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虽学习耐劳用功,但由于先天不足,基础知识不扎实,也不周全,需要著名师指导才气少走弯路。大学本科阶段上辛亥革命史选修课,章先生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谈锋,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直接促使我作出影响一生的主要决议:本科结业后报考本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拜章开沅先生为师。1982年头,我与马敏二人心想事成,终于成了章先生的研究生。研究生结业后,我与马敏又都幸运地留校任教,成为章先生所说的“学生与同事”。

“章门学生”中有许多现今已是近代史学界的着名学者,其中有不少曾回忆过章先生治学与指导研究生的怪异之处。桑兵称“章师治学,漂亮兼大气,立意远大,虽有专精,决不畛域自囿”,此对章门学生发生了久远的影响。马敏则说章先生指导学生是“东风化雨,润物无声”,其人格魅力是“师道”的最高条理,“能遇到章开沅先生这样的明师、良师,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事,也是能够进入学术的殿堂,学有所成的要害”。对此,我也是深有感想。追随章先生读研的第一年,我与马敏被派往苏州档案馆介入整理编辑卷帙众多的苏州商会档案,往后进入自己学术研究安身立命的近代商会这一领域。若是不是章先生的指导,依自己的能力与条件,无论若何也不能能涉足商会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海内外史学界对商会史的研究那时刚最先起步,商会档案尚未出书,许多人都不领会商会的详细情形。章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商会史研究的主要意义,以及与苏州档案馆互助整理出书商会档案的学术价值,并让作为研究生的我们介入这项事情。近40年来,我的研究领域虽不停拓展,但商会史一直是最主要的领域,有关商会的研究功效也为数最多,已相继出书专著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以及其他学术刊物揭晓相关论文近百篇,其中多项功效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异功效奖二三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异功效一二等奖。

1986年我在《近代史研究》揭晓第一篇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时年30岁。次年在《历史研究》揭晓第一篇论文《清末商会“官督商办”的性子及其特点》,同年还在《近代史研究》揭晓第二篇相关论文,受到章先生许多激励。1991年6月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出书,章先生欣然为拙著作序,一定“作者耐久从事商会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事情,并曾就商会问题揭晓过一系列颇具新见的论文,以是本书具有对照坚实的资料基础与研究基础,差异于现今某些趋俗媚时的浮泛之作。……我信托,本书的出书对于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一定会有所裨益”。昔时的我尚未满35岁,能够获得章先生云云一定,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正是凭着这部学术著作和研究商会的系列论文,我荣获了教育部组织评审的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西席奖研究类一等奖,更没想到的是次年又破格提升为教授,由此感应小我私人学术蹊径一片坦途,实则恩师之专心良苦也。

章先生始终都体贴我和马敏的商会史研究,数年后我们二人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出书,章先生又为之作序,称“马敏、朱英不仅始终介入档案的整理、编辑事情,而且在坚实的资料事情基础上,由多侧面的专题研究,进而从事系统的、综合的甚至理论方面的研究。现今出书的这本专著,可以看作是他们多年辛勤耕作的丰硕功效荟萃”。1995年我又出书了另一部研究商会较厚重的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章先生在序言中赞美我多年坚持从事商会研究,“已在海内外商会研究领域处于先举行列”。看到章先生对我们的一定与表彰,作为学生固然十分喜悦,但我们更看重的是章先生在我和马敏合著那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的话:“马敏和朱英都是我‘文革’以后的学生与同事,但他们从事的商会研究,却是我‘文革’以前即已着手设计却终于被迫中辍的课题。因此,他们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得以出书,辅助我了却一桩多年未了的宿愿。”能够辅助业师了却多年未了的宿愿,我和马敏都深感幸运与名誉。

三、恩师对我身体与事情的体贴与支持

章先生不仅是我学术研究生涯的引路人,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对我十分体贴,一再在我人生的主要关口给予名贵的指导与辅助。我的性格偏内向,不善言辞,也一本正经,从不自动与人来往,这在40岁以前尤其显著。我也没有任何小我私人兴趣,似乎做学问成了我唯一的兴趣与生涯方式。天天从早到晚险些都不出家门,只是趴在书桌前看誊写作,虽取得了可观的科研功效,但身体也支出了较大价值。快要40岁时先是严重失眠,接着频发高度眩晕,严重脑供血不足,四处求医问药也无显著改善。那时,已严重到完全不能继续看誊写作,对生涯也感应十分消极。在此时代,章先生每次碰着我,都体贴地询问我的身体状态,嘱咐我多休息,适当运动。并激励我增强信心,说他小时刻身体也欠好,曾被人说只能活到40岁,但现在快70岁了仍然很康健,这番话语很令我很感动。有一次,我在研究所办公室完全休克了,列位同仁大为惊慌,慌忙请校医院医生前来急诊,后不得不住院检查和治疗。但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有显著的器质性病变,主治医师领会我的各方面情形后,以为我是功效性障碍。我早先并不信托,出院后碰着章先生告以详情,章师谓此说或许有一定原理,就遵医嘱在服用扩管活血药的同时,试着介入一项合适的运动,看看是否有改善。那时,历史文化学院教工中盛行的运动项目是打乒乓球,在学校举行的整体赛中曾多次取得过优异成就。于是,我在快要40岁时最先学打乒乓球,天天坚持,球技显著提高,厥后居然成了学院乒乓球队的主要成员之一,与队员们同心协力多次在学校的整体赛中获得冠军。同时,身体状态也逐渐好转,直至恢复正常,至今老误差也没有再犯,得以继续坚持从事学术研究,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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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教授(右一)与章先生介入学术流动

若是没有记错,应该是在1998年原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的马敏升任副校长,为选新院长学校有关部门在学院举行民意考试。性格内向很少抛头露面的我,以为与这事毫无瓜葛,没想到许多人推选我出任院长。我只想一心一意做学问,不希望被其他事情延迟时间,以至一直没自动申请入党,怎么能担任院长?于是,以自己不是 *** 党员为由不愿任院长,校组织部长告诉我,院长是行政职务,非党员也可以担任,但我仍然不愿接受。不知是学校的放置,照样章先生听说这事,或者是学校向章先生征求过意见,随后不久章先生自动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坚持婉拒。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对我的身体有利,由于担任院长后就会有些事需要处置,不再终日不脱离书桌;二是对改变我的内向性格也有利,由于必须要见种种人,而且要在公然场所多讲话;三是可以厚实自己的人生阅历,增进多方面的能力。我印象很深刻,章先生还说了许多,包罗他昔时在毫无头脑准备的情形下出任校长。实在,只要章先生启齿我都不会再拒绝,但章先生不想强求,故而谆谆善诱,说透原理。厥后,许多同砚和同伙都说我的内向性格改变了不少,确着实这方面发生了显著作用。任院耐久间,我有意向章先生学习,他当校长时执行“副校长认真制”,让副校长拥有充实的权力,能够切实解决问题,我则是让副院长在分管事务内拥有实权,提高事情效率。

在担任院长两年后,学校又放置我兼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向教育部申报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早先我也不太愿意兼任此职。我们华中师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在1988年获评天下首批国家重点学科,那时是全校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近代史研究所由章先生一手开办并担任首届所长,在海内外近代史学界享有盛名,继任者有刘望龄、罗福惠、严昌洪三位所长,均感压力甚大,我忧郁自己能力不够,无法胜任,实则畏惧研究所的生长若是滑坡自己要担责,同时也忧郁若是申报重点研究基地不乐成怎么办。另外,那时是由“章门学生”中的大师兄严昌洪任所长,现学校要我任所长,严昌洪改任副所长,我说这怎么行,大师兄已经出任所长数年,现在却改任副所长,说出去会令人很不明白,对我们两人都欠好。但学校却说你们的大师兄严昌洪对这样的放置没有意见,要我不必有挂念。稍后,章先生也找我谈话,要我放心勇敢地去做,他会在后面鼎力支持。大师兄的高风亮节和章先生的名贵支持,使我无法再谢绝,从2000年最先我就院长和所长一身二任。可喜的是,在学校的鼎力支持和全所同仁的起劲下,我们顺遂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随后第二次评审天下重点学科,在通讯评审中我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总分跨越90,获得优异成就且排名第一,从而得以免去复评而直接入选国家重点学科。

兼任所长之后感受担子更重,教育部对重点研究基地有严酷要求,现实上要接受学校和教育部的双重向导。在新形势下人文学术研究受到了更多庞大因素的影响甚至是滋扰,章先生曾对我说过两句话:资源要争取,学术须坚守,我时刻铭刻于心,起劲照行。章先生还让我勇敢干,平时事务他全不外问,有主要事项也不是下下令,只是稍加点拨,提醒我关注。例如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的前几年,他就对我说辛亥革命研究是我们的学术品牌,现在虽不是近代史研究的热门,但我们作为研究重镇需要在百年数念之际推出新的标志性功效。于是,全所同仁多次开会制订研究和出书设计,随后起劲写作,最终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数念文库》,其中代表著作为《辛亥革命的百年影象与诠释》(共计4卷、200余万字),另还出书了《辛亥革命史事长编》(10卷本、500余万字),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献上了一份学术厚礼。

担任院长和所长之后,我才深切体会到在章先生的率领下,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具有代代相传的优良学风与学术传统,而这正是一个学科得以连续生长不能缺少的条件。硬件只要有钱就可以改善,但优良学风与学术传统却是钱买不来的。在我们近代史研究所,这么多年来从未发生过“内乱”,人事关系十分融洽,每小我私人都一心问学,各有自己专攻的领域,有重大项目则整体攻关。所谓科研单元“一山不容二虎”的较普遍情形,在我们研究所基本不存在。师兄弟之间只有正常的学术竞争,没有非学术性的争斗,更无什么权力之争,只有相互忍让。在此历程中,章先生也注重协调人事关系,施展每小我私人的专长,体贴每小我私人的发展。有件事或许影象不很准确,但也很值得一述。1995年博士生导师的评审首次下到学校举行,我和马敏都以为师兄严昌洪和罗福惠应该先评为博导,以是禁绝备申报,而严、罗二位师兄则以为我们功效较多,以至刚最先都没有申报。章先生知道此事后,最后要我们四小我私人一起申报。评审时学校还请了好几位校外的专家,据介入评审的专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厥后先容,章先生对我们四人的情形作了先容和说明,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四人能够同时评为博导,这样对学科生长有利,最后投票的效果是四人都通过了。除了内部关系融洽,我们研究所与历史文化学院之间也始终保持着优越的关系。根据教育部相关划定,研究所作为重点研究基地有相对自力性,但我们在整体上又是历史文化学院的科研机构之一,党政工团均由学院统一治理,事实证实这种融洽关系对于促进华中师大整个历史学科的生长多有裨益。

不知不觉之间,章先生已年逾九旬,我们也年过花甲,但人人都庆幸先生身体康健,一定能长寿百岁。2010年10月我陪同章先生和师母一起应邀赴日本接见并出席迎接辛亥革命百周年学术流动,抵达日本时前来接机的陈来幸教授见告野泽丰先生几天前刚不幸逝世,章先生听后十分悲痛。野泽丰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很早就与章先生确立了亲密的联系,并捐资在华中师范大学设立了野泽丰奖学金。听说野泽丰教授是在庆祝“米寿”流动后身体不适,住院治疗无效而逝世的,两天后师母对我说以后章先生不再做寿了,包罗“米寿”和九十大寿,厥后征求章先生的意见,章师也说就听师母的意见不举行流动。但在章先生九十寿辰到来时,我们总感受无任何示意着实说不外去,时值章先生11卷本文集经由华中师范大学出书社出书,我们提出在章先生生日这天举行一个文集出书座谈会,仅限校内职员加入,会后在校内桂苑宾馆就餐,准备一个生日蛋糕,简朴示意祝寿之意,对于这个放置章先生和师母均示意赞成。事后,校外的“章门学生”都埋怨我没有约请他们出席这项流动,我只好说明是与章先生商议的效果,与会者仅限校内职员。

2017年我又陪同91岁的先生和师母一起应邀出席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第一届“陈克文中国近代史讲座”暨该所确立五十周年(1967-2017)庆祝流动。章先生神采奕奕,划分作“理想与现实——孙中山的亚洲梦”以及“文化危急与人性苏醒”的主题演讲,我也在座谈会作了题为《章开沅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讲述,香港史学界同伙都欣喜地看到章先生身体康健,中气十足,异常喜悦。这年我已61岁,担任近代史研究所长达17年,感应随着岁数的增进,守成有余,开拓不足,遂萌生辞去所长职务的想法。向章先生汇报这一想法后,先生示意明白并赞成我告退,随后正式向学校递交了告退讲述。但学校组织部门在学院和研究所听取意见后,人人都希望我继续干下去,校向导还说研究所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所长一职差异于院长,不受任职时间限制。但我刻意已下,频频找学校向导要求告退。马敏见我着实不愿再做所长,示意他从校向导职务上退下来后,愿意接任所长,学校也示意赞成。马敏的这一行为出乎我意料之外,外间也有少数人不明白,但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想法都异常单纯,相互照顾,相互支持,只为学科和研究所的生长思量,小我私人方面的得失则很少计算。我将马敏的想法告诉章先生,先生也以为很好,示意支持。就这样,昔时5月我得以从所长一职脱身。学校较盛大地举行了一个所长换届仪式兼座谈会,章先生也出席并致词,说“我来加入这个仪式,一个是慰问一下朱英,再一个是迎接马敏归来”。听到章先生这话,身上似有一股暖流通过,感应异常温暖。

朱英教授与章先生应邀出席“陈克文中国近代史讲座”

四、恩师感人事迹的点滴回忆

在章先生身边学习和事情40年,耳闻眼见了先生许多感人的事迹。印象较深的是2012年11月,马敏和我与章先生及师母一起前往苏州出席《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全集首发式。流动竣事后,先是追随先生到医院探望住院的苏州档案馆一位名叫叶万忠的老同志,他昔时与我们一起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碰头后,叶老十分激动,说没想到天下著名的章教授还亲自从遥远的武汉到医院来探望他,我们从旁看到两位老人相见的亲热情景,十分感动,也明了了昔时许多同伙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的谜底,即苏州档案馆为什么不就近与苏州大学历史系互助,而与相隔这么遥远的华中师范大学互助编辑苏州商会档案,除了章先生的学术职位与威望之外,其待人亲热不忘共事老同伙的人格魅力,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纵然当校耐久间,在路上见到清洁工或是在学校食堂见到员工(章先生险些天天都去食堂买早点),章先生也都热情打招呼,并详细询问其事情情形,这在桂子山上成为章校长的美谈。

在苏州停留时代,章先生事先放置的另一项主要流动也令我十分感动,这就是寻找唐文权(1940-1993)先生的墓地,前往省墓。唐文权先生原是苏州一所中学的语文西席,虽未曾读过大学,只读了中专,但有家学渊源,业余时间热衷于近代史研究,尤其对难度甚大的章太炎研究颇有看法,经人先容与章先生取得联系,寄来了几篇学术论文,章先生阅后以为此人颇具才气,在史学研究上有生长前途,遂征得本人赞成将唐文权先生调入华师近代史研究所。唐文权先生在评教授时,曾因无大学文凭而受阻,章先生又出头为其说项,辅助他顺遂评上了教授。异常不幸的是,年仅50岁出头的唐文权先生在上世纪90年月初因患肝癌,医治无效而逝世,葬在苏州。唐文权先生去世那年,章先生正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没能出席丧礼。据师母先容,章先生此次来苏州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给唐文权省墓,听了这话令我心头一热,没想到章先生这么仔细和重情重义。唐文权先生的墓地先前已托人找到,就在一座茶山上,似乎是私人墓地,只有唐先生与其怙恃葬在此处。由于前一天下雨,而且经茶山到墓地并没有路,全是山泥,上下十分难题,偕行的我们都忧郁已经86岁的章先生会滑倒,但先生执意要上去,我们只得找人拿铁锹在山泥地里挖出了一些门路状,然后前后左右扶着章先生逐步上山,省墓竣事后,下山较上山更为难题,花费了很长时间章先生终于平安下山了,人人这才松了一口吻,同时也为章先生此行所深深感动。

从苏州回武汉的路途上,章先生对我说:2013年是唐文权逝世20周年,他揭晓了那么多高水平论文,但生前却没能出书一部论文集,研究所能否在其去世20周年时编辑出书一部《唐文权文集》?我听后更为章先生仔细周密的思量,以及对唐文权的一片情谊所深深感动,立即示意没有问题,一定完成义务。随后,曾与唐文权合著《章太炎头脑研究》的罗福惠师兄,率领研究生肩负了挑选和编辑《唐文权文集》的义务,于2013年8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书社正式出书。章先生还为文集撰写了序言,高度一定了唐文权的学术孝顺,借以“想念故人的难得业绩与深挚友谊”。现在重读这篇序言,真是思绪万千,情谊绵绵。

敬爱的章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学术与精神永存。先生常勉励学生曰:“历史是划上句号的已往,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同时稀奇强调:“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我们一定会继续先生的遗愿,加倍起劲地前行,传承先生的史德、史魂,真正做到使“华师学脉,源远流长”。

章开沅先生千古!

2021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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